近年来，版权输出工作日益成为各个出版社的重中之重。笔者从事版权工作十几年，接触版权输出工作近10年，通过这些年对版权工作的体会，我试着总结了版权输出工作中几个有效的做法与经验。

    单品多语种开发

    版权输出更灵活

    属于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的内容，一旦为海外一个市场认可，往往说明它很可能有更大、更广阔的市场前景。遵循这一思路，我们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年来已经成功输出其他语种版权的经典著作重新挑选出来，向更多的客户进行推荐，这一做法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便是《中国美术》丛书的版权运作。2008年，人大社成功地将这套丛书输出到韩国。3年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来人大社访问时，我们把这套书的中文版和韩文版一并呈现给当时该出版社的总编辑Andy Brown先生，他爱不释手，几乎当场就决定购买其英文版版权，后来这套书成功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专家评审。2013年，这套丛书又被俄罗斯出版社看中，签下了该丛书的俄文版版权。单品的多语种开发使得人大社版权输出工作更加灵活，对产品资源的利用更加充分，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方法。除《中国美术》（四卷本）外，人大社深度开发的图书还有陈雨露教授的《人民币读本》和金灿荣教授的《大国的责任》，这两本图书已经售出了7个语种的版权。

    老客户中找资源

    借船出海更便利

    “十二五”初期，出版业的各语种版权输出业务刚刚兴起。当时，人大社在版权引进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优质客户，因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可否尝试从人大社稳定、可靠的版权引进合作伙伴中遴选版权输出业务的客户呢？

    通过与多家客户的广泛沟通和接触，我们首先锁定了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当时，圣智已经开始出版中国特色内容的图书，因此对人大社的动议很感兴趣。经过样书推荐和评估，最终确定将一套清史图录丛刊作为两社版权输出合作的第一套产品。该套图书由圣智出版集团翻译并重新排版，打造成了一套讲述我国清代历史的权威丛书。从细节上看，圣智出版集团根据西方图书馆书架的尺寸制作本套丛书，使其刚好可以放入书架中，是专门针对海外的图书馆用户设计的。当时，以国内出版社的能力，对海外市场进行这样精细化的了解还是比较困难的。通过“借船出海”，可以利用优质合作伙伴的出版经验和成熟的市场通路，将中国特色内容推介到海外。

    针对自身特点

    深挖版权资源

    版权输出工作应当根据出版社特点和资源优势充分挖潜。每家出版社都有自身的出版特点。对于人大社而言，产品主要以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为主，与小说和大众类图书相比，这类图书更不容易进行版权输出。但作为大学出版社，在海外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优秀学者和教师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因此，充分挖掘和利用这部分资源开展版权输出工作十分有必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在韩国的法学界影响非常大，通过校际联系，人大社与韩国大学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陆续将王利明等数位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和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翻译推介到韩国出版。目前，出版社已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的300余种著作推向海外，图书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囊括中文繁体、英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等多个语种版本。

    约稿外籍作者

    避开“水土不服”

    尝试直接向外籍学者约稿，以此可避开翻译瓶颈和“水土不服”问题。目前大部分出版走出去工作都是以传统的中文版图书通过版权输出和翻译出版后推介到海外的。这种做法最大的瓶颈在于优质译者的稀缺和翻译成本高昂。鉴于此，直接向外籍学者约稿，让外国人直接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或许更有意义。2013年，人大社约请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的澳大利亚著名中国学学者马克林教授写作《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一书。本书同时出版了中文版和英文版，英文版一经出版便被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首先购得了版权。直接向外籍学者约稿撰写中国故事，往往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所接受，从而助推我们的版权输出工作。目前，人大社已经约请《毛泽东传》的作者特里尔教授撰写了《我与中国》英文版、约请韩国的金胜一教授撰写了《我看中国》韩文版等图书，这些图书的外文版将先后通过授权或合作出版的方式推向海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